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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者最大的紛爭,為何總來自自己?從性論戰、文學論戰到文化論戰,重新召喚被遺忘的歷史爭議,重新挖掘被掩埋的歷史衝突。綜觀文學經典、社會運動與流行文化,重新定義二十世紀的女性主義另翼史。橫跨六〇到九〇年代,重探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脈絡,以論戰串起一部歷史,女性主義者為何而c&4pscPW!TiRnRAU)[email protected]@jOMrJjNGvFLV*YwQKc)ozMZfHB0爭,為何而戰?


(圖/臺灣商務印書館)

«從珍奧斯汀到吳爾芙,女性主義者的文學詮釋戰爭

—被視為女性主義先驅的吳爾芙,如何因為《自己的房間》引發文學界的世紀論戰?

—珍奧斯汀如何掀起女性主義的思想之戰?「酷兒珍奧斯汀」又如何成為經典文學的逃逸路線?

«從金賽性學到女同志S/M,情慾研究的崛起引發女性主義性論戰

—金賽研究團隊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人類女性性行為》,如何被女性主義者挪用為解構父權的武器?

—一九八二年在紐約巴納德學院舉行的一場「性會議」,為何引爆女性主義史上最激烈的「性論戰」?

«從時尚到羅曼史,通俗文化開闢女性主義新戰場

  • 時尚為何一度是女性主義者不能提及的F-Word?
  • 羅曼史如何從洗腦女性大眾的「讀/毒物」,一舉翻身為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的顯學?
  • 所謂的「男性凝視」又如何在七〇年代以後,開啟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一系列論爭?

書摘:珍奧斯汀的情慾與祕密:邁向酷兒逃逸路線

一九九五年, 凱叟(Terry Castle) 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評論拉斐(Deirdre Le Faye)新編的《珍奧斯汀信件集》(Jane Austen's Letters),封面標題卻如此宣稱:「珍奧斯汀是同性戀嗎?」("Was Jane Austen Gay?")。這篇文章原本只是書評,卻因為聳動的標題,在世紀末掀起珍奧斯汀學界最大的一場論爭。

當然,身為美國最重要的女同志學者之一,凱叟不可能不知道,珍奧斯汀並非當代身份政治中的「女同性戀」。在珍奧斯汀所處的攝政英國中,「同性戀身份」尚未透過現代醫學與精神分析論述現身。因此,珍奧斯汀是否為同*ggll#%)+y0dQpRhF)[email protected]=L5lE54(-kbkG=bC+JDam##EtXg性戀,正如莎士比亞是否為同性戀,某種程度上都算是「時代錯置」的提問。但凱叟的文章要談的並非珍奧斯汀是否為現代意義下的「女同性戀」,而是存在於珍奧斯汀與姊姊卡珊卓之間的女同性情慾(female homoeroticism)。事實上,這篇文章原本的標題,正是〈姊妹之間〉("Sister-Sister")。

凱叟發現,珍奧斯汀寫給姊姊卡珊卓的信件中充滿對男人的尖酸揶揄以及對女人的細膩描繪─ 包括女人的衣飾,女人的身體,女人的凝視,女人的慾望。與其說它們是姊妹家書,不如說它們更像是珍奧斯汀與卡珊卓的戀人絮語n!9nyfJ=lN*k(4FB3Q=1mCbIr=8VXo37bduKt0JONC(IHz6Lc6。19 凱叟以兩人的同性情誼重返攝政英國,揭露出普遍存在於姊妹之間的親密關係(sororal attachments):姊妹互通書信,同床共枕,替彼此著衣裝飾。20 凱叟也以姊妹關係重返珍奧斯汀小說,發現珍奧斯汀在異性戀婚姻敘事之外部署的同性慾望─ 在《諾桑覺寺》中,凱薩琳雖然與提爾尼先生結合,但更令她開心的,似乎是自己因此能與愛蓮諾提爾尼成為「姊妹」。這樣存在於姊妹之間的女女情誼自然不是現代定義中的「女同性戀」,卻也在珍奧斯汀的「封面故事」底下,開創出另一種情慾可能。

事實上,凱叟不是最早對珍奧斯汀進行「酷兒閱讀」的人物。早在一九九一年,酷兒理論教母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便曾發表過一篇極受爭議的文章─〈珍奧斯汀與自慰女孩〉(”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這篇文章和凱叟的書評yJY2_XbRHzVOL([email protected]*o*tuFFAd=6+22VdUoMB-kw4CU9p一樣廣受誤讀,不少人以為賽菊克宣稱瑪麗安與愛蓮諾是女同性戀。賽菊克的確曾在文中點出存在於兩人之間的同性情慾,但她真正想要探討的,卻是一個「失傳的」性別身份:自慰女孩。

誰是「自慰女孩」?「自慰女孩」為何失傳?賽菊克特別挑出《理性與感性》中有名的姊妹臥房場景,追溯瑪麗安作為「自慰者」(onanist)的歷史。21 如果當代身份政治中的「同性戀」是論述建構,那麼,「自慰者」也同樣是歷史產物。賽菊克在此翻開醫學史文獻,發現十八世紀起的反自慰論述(anti-onanist discourse),以及對自慰主體進行的分類與規訓技術,使得「自慰者」可能在異性戀/同性戀二分法之前現身,成為現代性別身份的原初模型(“proto-form of modern sexual identity”)。但是到了二十世紀,「自慾(autoeroticism)逐漸被納入常態性別身份的發展模型之中;#PLdJ1HaG4oFalHd2V*[email protected](FW)9*Bdh3oCLBFsv自慰因此不再是令人畏懼的情慾類別,而是常態性別主體在抵達「他慾」(alloerotic)階段以前必經的過渡時期。所以,自慰者既是一種可能的性別身份,也是一個已經「失傳」的性別身份。《理性與感性》中的瑪麗安,代表的正是這個消失的「自慰女孩」。

顯而易見的,賽菊克真正的意圖不在於分析珍奧斯汀,而在於透過珍奧斯汀的小說片段,探索情慾身份的歷史建構。這種「酷兒式」的閱讀策略,真正的繼承者或許是同樣擅長歪讀的米勒(D. A. Miller)。如果賽菊克透過珍奧斯汀的小說重新想像「自慰女孩」,凱叟透過珍奧斯汀的信件再次挖掘女女情慾,米勒則要在珍奧斯汀的讀者社群中,找到[email protected])&tc_RPIfh+KaUxtd82Vrf#&U7r!9V24那些不敢坦承自己迷戀的深櫃男同志。

在《珍奧斯汀或風格的祕密》(Jane Austen, or the Secret of Style)中,米勒指出,珍奧斯汀的寫作風格雖是出了名的超脫客觀(impersonality),卻也不免被歸類為很「女性」的書寫。因此,很少男人敢大聲宣稱自己熱愛珍奧斯汀,迷戀珍奧斯汀。正是這vhL8&fn9d(j*sN6AP##%QULX7x*$z+D%fa=7qmgDhAwJ9D6Zr(樣很「陰柔」、很「女性」的文化位置,使得珍奧斯汀與男同志產生連結─這段連結的關鍵在於「羞恥」。閱讀珍奧斯汀,正如陰柔男同志埋藏在深櫃中的祕密。

但珍奧斯汀與陰柔男性的連結不只存在於文本之外,更在文本之內。在此,米勒和賽菊克一樣,挑上了《理性與感性》。不過,賽菊克談的是瑪麗安的「自慰女孩」身份,米勒談的則是羅伯費華士(Robert Ferrars)的「自戀男孩」傾向。在珠寶店中,羅伯費華士對女人毫無興趣、專注挑選牙籤盒的場景,被米勒讀出了酷兒可能。當然,正如珍奧斯汀不會是「女同性戀」,羅伯費華士也不會是「男同性戀」。但是,因為羅伯費華士的原慾只回歸自身,不投向女性,即便走入象徵婚姻市[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LoOs5lJXwQQSWRqc)場的珠寶店,也並不意圖「交易女性」,一心追求自身「風格」。因此,羅伯費華士真正的「酷兒」之處,在於他雖非「同性戀」,卻也「不異性戀」(un-heterosexual);雖未展示明確身份,卻也拒絕了性別常規。

從女女情慾到陰柔同志,從走入歷史的自慰女孩到只愛飾品的自戀男孩,賽菊克、凱叟與米勒的崛起,暗示了珍奧斯汀研究在世紀末的「酷兒轉向」。我們因此不只有了珍奧斯汀的女性主義批評─ 我們有了「酷兒珍奧斯汀」(queer Austen)。正如凱叟風波所示,酷兒學者意圖探索的並非珍奧斯汀或她筆下的角色究竟「是/不是」同性戀,而是嘗試在珍奧斯汀的潛文本中,挖掘出不同於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的各種情慾可XN6=BdmaLDz9v7y6ADr5mYV=DEQ$QLsAlyzWMV*jlttRA#X_rb能。作為新興酷兒學者,圖特(Clara Tuite)就說,酷兒閱讀之所以重要,在於珍奧斯汀早已被正典化,成為異性戀常規的生產中心,而「酷兒珍奧斯汀」正是要透過各種閱讀策略,試圖攪擾這個反覆穩固異性戀婚家神話的正典複製過程(canonical reproduction)。珍奧斯汀或許很難想像,在女性主義的思想大戰之外,自己還能替隱藏在攝政英國中的酷異主體們,開創出一條不必然「異性戀」,也不必然「婚家」的逃逸路徑。

——

註:

1.〈珍奧斯汀是同性戀嗎〉為《倫敦書評》編輯所下的封面標題,而此封面標題也間接導致了後續論戰。不少人因此誤讀凱叟的文章,認為凱叟宣稱珍奧斯汀為狹義上的「同性戀」。而後,凱叟出面澄清自己從未指稱珍奧斯汀為現代醫學定義下的「女同性戀」,但是她依舊堅持珍奧斯汀的信件中暗藏女同性情慾。隔年,強森在〈神聖的珍妮小姐〉(“The Divine Miss Jane”)一文中替凱叟辯護,並表達自己對「酷兒奧斯汀」路徑的支持。見Claudia L. Johnson, ”The Divine Miss Jane: Jane Austen, Janei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Novel Studies,” boundary 2 23.3 (1996): 145-46.

2.這場因珍奧斯汀掀起的8#AZOWmwu(hSC!PFU-*Pj=7YfBsfJ^[email protected]&V5Kk&lZMkT情慾風波,其實與凱叟的研究重心一脈相承。早在一九九三年,凱叟便在代表作《幽魅女同志》(The Apparitional Lesbian)中修正了以傅柯為首的「同性戀現代發明論」,指出在「蕾絲邊」與「同性戀」等詞彙現身以前,早已有其他字彙指稱女同性戀主體,包括「莎弗」(sapphist)、「亞馬遜」(amazon)、「歹客」(dyke)、「咆哮女孩」(roaring girl)等。凱叟主張,精神醫學體制定義的「女同性戀」雖然是「現代發明」,女同性戀的「自我意識」(lesbian self-awareness)卻早於十九世紀現身。

3.凱叟不是首先以性別角度閱讀珍奧斯汀信件的學者。早在一九九二年,卡普蘭(Deborah KaDSvo(&QaCItgo9VTLHGDpMaJEwvcRbAh$&FYZi([email protected]^4$yplan)就在《 女人中的珍奧斯汀》(Jane Austen Among Women)中,指出珍奧斯汀透過書信參與女性社群文化。不過,凱叟著眼的不只是「女性文化」,更是這段「女性文化」所暗藏的同性情慾面向。

4.哈格堤(George E. Haggerty)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文本中發現,最親密的女同性情誼往往來自家庭本身,而珍奧斯汀的小說與書信正好揭露出姊妹關係的情慾性。見George E. Haggerty, Unnatural Affections: Women and Fiction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75-76.

5.關於這幕臥房場景,賽菊克認為瑪麗安與愛蓮諾之間雖有愛慾流動,卻在後來被異性慾望─ 即瑪麗安對魏樂比的渴求─o(feKo_qmcNzzQws%I6*732!dXGkthNSb$&Vd#8z1V(Ayq$p)) 給取代。哈格堤則修正賽菊克的說法,主張魏樂比象徵的僅是瑪麗安的「感性症狀」,同性愛慾依舊存在於兩姊妹之間。見Haggerty, Unnatural Affections, 77.

6.在凱叟因〈姊妹之間〉所引發的後續回應中,2=m$c5wwzN6dZ)5H8(PI_xCx&#miYiB!hYQu$8!oW*CI#Ic+C#強森也曾表示,文學界最大的「公開祕密」之一,便是珍奧斯汀早已成為當代男同志與女同志追隨的「偶像作家」(cult author)。

7.事實上,「正典奧斯汀」是二十世紀的歷史產物。強森指出,珍奧斯汀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便時常被保守批評家懷疑偏離婚姻體制與常規。莫椎克便受到威爾森(Edmund Wilson)影響,質疑艾瑪只愛女人,不愛男人,更大膽宣稱艾瑪就是珍奧斯汀的文學化身。強森認為布斯在《小說修辭學zl3&e&fwQx(DPSf5In&*5ZvOO=!LCOd+_h$a94H!CCpegFjZ#c》(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討論《艾瑪》的章節是「正典奧斯汀」的早年代表作;在那之後,奧斯汀便普遍被視為鞏固正典的小說家。見Johnson, “The Divine Miss Jane,” 158-60.


作者施舜翔。(圖/臉書)

作者簡介 施舜翔 Paris Shih

台灣台北人。畢業於政治大學英國文學研究所。研究興趣為莎士比亞,珍奧斯汀,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性別與情慾史,流行文化政治。二〇一五年創立學術網站「流行文化學院」,現為「流行文化學院」總編輯。著(-9IM8vkL5yI1PxcYCTL0h_eyByjqK+lJ7%[email protected]+vsM$Exrk有《惡女力:後女性主義的流行電影解剖學》、《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

source: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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